第88章
我可怜的——
霎那间，人群爆发出欢呼与尖叫，有的人笑，有的人笑得像痛哭，有的人拥抱，有的人跪在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嚎叫。没有人在乎今天的工作，导演激动得拥抱了每一个人之后宣布，今天不拍了，我们把预备庆功的酒现在就拿出来喝掉！
一时众人倒酒，众人碰杯，因为每个人都要和每个人碰杯，喝酒的时间变得无比得长。她不是剧组的人，拒绝了喝酒，磨不过就以茶代之，心想的是酒难得，留给剧组的这些辛苦人喝吧。
她快乐吗？她也很快乐。只是有些落寞，已经失去了那种原本该有的站在舞台中央应该获得的快乐。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另外一些什么。而这得失永远不是等价的，因为无法替换，不可能说用这一份来换那一个，但彼此又相辅相生，全部删除自己都将不复存在。
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她算是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比如陈歌辛。她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觉得日本投降了，也许很快就要清算这些“附逆”、“变节”的人。陈歌辛出狱以来，已经给日本人写过歌了，身上的污渍看来很难洗干净了，一旦开始算总账，恐怕又是新的劫难。
念及如此，她在角落里靠着桌子端着玻璃茶杯，想着不如最近抽个时间去探望陈歌辛。可以先去买点东西、必要的生活用品，尤其是那些别人没有渠道买到的东西，就当给他家里带点礼物，实际上简直是一种难民援助。要给他买点，给他夫人金娇丽买点，再给他那三个孩子都买点——给孩子买东西总说什么“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从小到大不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熬得过的，他们未必，父母们也舍不得……
她在那里漫无边际地想了半天，末了购物清单都想好，准备趁今天大家庆祝应该好买东西就先置办好，遂抬脚便走，一边走一边和众人告别，视线越过人墙，忽然看见一个场务——那个她一早认出来的场务——正急匆匆地去接电话。
这个时候接电话，也无非是那些事。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她脚步一点都没有放慢。
谁知道走到门口，眼看着就是外面的阳光满地了，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她听出那脚步，站在了门边，阳光照在她的膝盖以下，很热。
“汤小姐。”
“有事？”
“有话带给你。”
“说吧。”
信使用约定好的暗语说了一大堆接下来的安排，监视这个，盯住那个，等等等等，“总之德堂的意思是，希望你继续发挥作用。”
“哦，是吗？”她说，“好的，我知道了。”
一边走，心里一边冷笑。这种不信任的冷笑要直到她开始给陈歌辛一家五口买东西才渐渐消散，要等到她敲开陈家家门才彻底从她心底消失——说到底，不还是她满腔热血报国的时候就明白的那个道理？这世上有的是坏蛋烂胚，也有的是好人，同胞同伴同仁都是这样，她到底该为了谁活呢？这总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了吧？
陈歌辛在家，正好来开门，见是她立刻让进来，又是找座位又是倒茶，两夫妻忙得不可开交。她见了十分不忍，一下又劝陈歌辛歇一歇，一会儿又让金娇丽也不要忙了，休息一下吧，“东西一会儿再收。”
三人坐下，那两夫妻感谢她带这些东西，她说是今天大家都高兴，她又知道地方，直接去买，方便又便宜，“老板还打折。胜利了，都高兴。”
陈歌辛的脸上流露出笑意，可那笑意中还有一点焦虑无奈。她一下子自悔失言，便把手伸过去，拍了拍陈歌辛的手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麻烦，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
陈歌辛不知道她的身份，只知道她是个记者，自然不确定她的能量，也就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幸好两人还算熟，接着就聊起最近的生活，往下的安排，她不断安慰他，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折磨——毕竟他有那样的才华！——说了许久，他也不曾放松，双手依然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眼神望着地面，“我也高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我好想写一首歌，一首庆祝的歌，可我——”
“没有那么多‘可’，你想写就写，”她把手覆在他手腕上，“被束缚得已经够久了，不要再为那些东西束手束脚了。”
陈歌辛说好。可望着他的眼神，她忽然理解了有一些卖国者的言不由衷、迫于无奈。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是钢铁，也不是每个人都犯了滔天罪孽。像陈歌辛这样的人，她能原谅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坚持气节、投靠日本人的事吗？往日的自己也许能说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现在却说不清了。老话说论心不论迹，现在若是论迹则个个可杀，也就没有人要去论心了。迫不得已？一旦这四个字在脑海里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是罪没错，但何尝不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时留在人们身上的疤痕？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将好的坏的全部炸成废墟，混同一道，消灭任何界限和留白，人们的生活乃至思想也是一样，一切都变得锋利尖锐，冲撞在一起互相毁灭。
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奈何。只好转换自己的心态，无论是詹文浒让自己帮忙跑腿、还是德堂让她去监视詹文浒或者被詹文浒监视，她只要在路上就拍照，两样不耽误。
你们一箭三雕计算计我，那我就再加一招，把自己的钱先挣到。
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如此在乎挣钱的人。但现在，她没有别的可行做法，也别无奔头。哪怕就这么一段时间，让她单纯为了裴清璋去努力挣钱，活得如此简单，不也很好吗？有些事情太早去担心也没有用，比如陶静纯的想法和态度，就是担心起来也没意义的事情——像现在这样居家过日子，也好。
裴清璋当然知道汤玉玮为了她们这样努力挣钱。她不希望汤玉玮这样，然而汤玉玮总是可以找出解释，总之就是没有劳累、这样很好，没什么比两个人这样在一起更好的事情了，这叫一道好好过日子，很快乐。
两个人一道好好过日子，这几年过得像是十几年一样，又密，又忙，似乎跨越了许多沟沟坎坎，眼下依然和这世道一样，合该太平无事，底下却藏着些大事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一，她和汤玉玮在中美所的事业可能快要到头了，不知道往下两人会不会恢复到半敌对阵营的立场，这是远虑；第二就是近忧了——母亲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那天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她刚刚在翻译公司的办公室坐下，话没说几句，刚交完稿、准备聊几句家常，电话响了，走廊里的人们开始欢呼，她眼看着大家变得激动、兴奋，终于等到一个人过来抓着她的手肘、满脸通红地对她说，日本人投降了，她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没有酒——是夜她听到汤玉玮说片场有，有点感叹，早知道应该把家里没人喝的酒带去——也没有茶，没有咖啡，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有用杯子喝水，杯子都不够，有的人还要去现借。
那水是咸的吧？她落泪了，就像很多人一样，她几乎和一直留在翻译公司苦苦支撑的女秘书相拥而泣。
庆祝完，她想起自己应该早点回家，路上要去买东西，尤其是给母亲买药。本来是疲倦的劳累的——昨晚上赶工，做完了因为照顾母亲而落下的进度，忙到夜里一点——但因为心情喜悦，走路都比平日快。等回到家里，这欢喜非常的状态依然未散，她一方面喜滋滋地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走去准备打个电话给汤玉玮，让汤玉玮也早点回来。拿起听筒才反应过来，汤玉玮就算在片场，估计也是一片庆祝欢腾，未必有空接电话，还是算了。
放下电话时她才从母亲复杂神色上察觉到自己满面的笑容。那笑容灿烂，可谓是多年未见，难怪母亲会盯着她看。
“妈妈……”
母亲又转回去不看她了。
她其实一直怀疑母亲对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有所察觉，但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回想，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就像是当初躲避汤玉玮的真实身份时那种心态的反复，希望而不敢，躲避而煎熬。但这是母亲，不是洪水猛兽啊。
她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霎那间，人群爆发出欢呼与尖叫，有的人笑，有的人笑得像痛哭，有的人拥抱，有的人跪在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嚎叫。没有人在乎今天的工作，导演激动得拥抱了每一个人之后宣布，今天不拍了，我们把预备庆功的酒现在就拿出来喝掉！
一时众人倒酒，众人碰杯，因为每个人都要和每个人碰杯，喝酒的时间变得无比得长。她不是剧组的人，拒绝了喝酒，磨不过就以茶代之，心想的是酒难得，留给剧组的这些辛苦人喝吧。
她快乐吗？她也很快乐。只是有些落寞，已经失去了那种原本该有的站在舞台中央应该获得的快乐。每个人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另外一些什么。而这得失永远不是等价的，因为无法替换，不可能说用这一份来换那一个，但彼此又相辅相生，全部删除自己都将不复存在。
这样的情况每个人都有，她算是命好的。也有命不好的，比如陈歌辛。她有一种不详的预感，觉得日本投降了，也许很快就要清算这些“附逆”、“变节”的人。陈歌辛出狱以来，已经给日本人写过歌了，身上的污渍看来很难洗干净了，一旦开始算总账，恐怕又是新的劫难。
念及如此，她在角落里靠着桌子端着玻璃茶杯，想着不如最近抽个时间去探望陈歌辛。可以先去买点东西、必要的生活用品，尤其是那些别人没有渠道买到的东西，就当给他家里带点礼物，实际上简直是一种难民援助。要给他买点，给他夫人金娇丽买点，再给他那三个孩子都买点——给孩子买东西总说什么“还在长身体的时候”，其实孩子们从小到大不都是长身体的时候？成年人可以打熬得过的，他们未必，父母们也舍不得……
她在那里漫无边际地想了半天，末了购物清单都想好，准备趁今天大家庆祝应该好买东西就先置办好，遂抬脚便走，一边走一边和众人告别，视线越过人墙，忽然看见一个场务——那个她一早认出来的场务——正急匆匆地去接电话。
这个时候接电话，也无非是那些事。但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她脚步一点都没有放慢。
谁知道走到门口，眼看着就是外面的阳光满地了，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她听出那脚步，站在了门边，阳光照在她的膝盖以下，很热。
“汤小姐。”
“有事？”
“有话带给你。”
“说吧。”
信使用约定好的暗语说了一大堆接下来的安排，监视这个，盯住那个，等等等等，“总之德堂的意思是，希望你继续发挥作用。”
“哦，是吗？”她说，“好的，我知道了。”
一边走，心里一边冷笑。这种不信任的冷笑要直到她开始给陈歌辛一家五口买东西才渐渐消散，要等到她敲开陈家家门才彻底从她心底消失——说到底，不还是她满腔热血报国的时候就明白的那个道理？这世上有的是坏蛋烂胚，也有的是好人，同胞同伴同仁都是这样，她到底该为了谁活呢？这总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了吧？
陈歌辛在家，正好来开门，见是她立刻让进来，又是找座位又是倒茶，两夫妻忙得不可开交。她见了十分不忍，一下又劝陈歌辛歇一歇，一会儿又让金娇丽也不要忙了，休息一下吧，“东西一会儿再收。”
三人坐下，那两夫妻感谢她带这些东西，她说是今天大家都高兴，她又知道地方，直接去买，方便又便宜，“老板还打折。胜利了，都高兴。”
陈歌辛的脸上流露出笑意，可那笑意中还有一点焦虑无奈。她一下子自悔失言，便把手伸过去，拍了拍陈歌辛的手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麻烦，要帮忙的，你尽管来找我。”
陈歌辛不知道她的身份，只知道她是个记者，自然不确定她的能量，也就只是尴尬地笑了笑，说好。幸好两人还算熟，接着就聊起最近的生活，往下的安排，她不断安慰他，实在不忍看他再受折磨——毕竟他有那样的才华！——说了许久，他也不曾放松，双手依然紧握着手里的玻璃杯，眼神望着地面，“我也高兴，我真的、真的很高兴，我好想写一首歌，一首庆祝的歌，可我——”
“没有那么多‘可’，你想写就写，”她把手覆在他手腕上，“被束缚得已经够久了，不要再为那些东西束手束脚了。”
陈歌辛说好。可望着他的眼神，她忽然理解了有一些卖国者的言不由衷、迫于无奈。的确不是每个人都是钢铁，也不是每个人都犯了滔天罪孽。像陈歌辛这样的人，她能原谅他们在战争中没有坚持气节、投靠日本人的事吗？往日的自己也许能说出一个斩钉截铁的是或否，现在却说不清了。老话说论心不论迹，现在若是论迹则个个可杀，也就没有人要去论心了。迫不得已？一旦这四个字在脑海里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那是罪没错，但何尝不是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去时留在人们身上的疤痕？战争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将好的坏的全部炸成废墟，混同一道，消灭任何界限和留白，人们的生活乃至思想也是一样，一切都变得锋利尖锐，冲撞在一起互相毁灭。
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天色尚早，人们都在欢笑。但有些人的欢笑中也藏着几分的哀愁。她望着他们的脸，觉得他们也许和自己一样，心中还存有迷惘与怀疑。
但举起相机的时刻，她从无犹疑。
胜利了，她就开始为《胜利》杂志写稿，从陈家出来之后拍的很多胜利日的照片也卖得很好，一时收入可观。然而德堂说要她回来，要的几乎是立刻。重庆派来不少人，一个冯友贞，一个詹文浒{71}，德堂算计得精，指派她和对方接触，名义上是配合工作，实际上还带着监视的目的在。这是任谁都能一眼看穿的，而且詹文浒既然知道她的身份，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互相监视，一箭三雕的好计。她不满，但无可奈何。只好转换自己的心态，无论是詹文浒让自己帮忙跑腿、还是德堂让她去监视詹文浒或者被詹文浒监视，她只要在路上就拍照，两样不耽误。
你们一箭三雕计算计我，那我就再加一招，把自己的钱先挣到。
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如此在乎挣钱的人。但现在，她没有别的可行做法，也别无奔头。哪怕就这么一段时间，让她单纯为了裴清璋去努力挣钱，活得如此简单，不也很好吗？有些事情太早去担心也没有用，比如陶静纯的想法和态度，就是担心起来也没意义的事情——像现在这样居家过日子，也好。
裴清璋当然知道汤玉玮为了她们这样努力挣钱。她不希望汤玉玮这样，然而汤玉玮总是可以找出解释，总之就是没有劳累、这样很好，没什么比两个人这样在一起更好的事情了，这叫一道好好过日子，很快乐。
两个人一道好好过日子，这几年过得像是十几年一样，又密，又忙，似乎跨越了许多沟沟坎坎，眼下依然和这世道一样，合该太平无事，底下却藏着些大事不知道会怎么样：第一，她和汤玉玮在中美所的事业可能快要到头了，不知道往下两人会不会恢复到半敌对阵营的立场，这是远虑；第二就是近忧了——母亲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
那天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她刚刚在翻译公司的办公室坐下，话没说几句，刚交完稿、准备聊几句家常，电话响了，走廊里的人们开始欢呼，她眼看着大家变得激动、兴奋，终于等到一个人过来抓着她的手肘、满脸通红地对她说，日本人投降了，她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没有酒——是夜她听到汤玉玮说片场有，有点感叹，早知道应该把家里没人喝的酒带去——也没有茶，没有咖啡，什么都没有，大家只有用杯子喝水，杯子都不够，有的人还要去现借。
那水是咸的吧？她落泪了，就像很多人一样，她几乎和一直留在翻译公司苦苦支撑的女秘书相拥而泣。
庆祝完，她想起自己应该早点回家，路上要去买东西，尤其是给母亲买药。本来是疲倦的劳累的——昨晚上赶工，做完了因为照顾母亲而落下的进度，忙到夜里一点——但因为心情喜悦，走路都比平日快。等回到家里，这欢喜非常的状态依然未散，她一方面喜滋滋地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一边走去准备打个电话给汤玉玮，让汤玉玮也早点回来。拿起听筒才反应过来，汤玉玮就算在片场，估计也是一片庆祝欢腾，未必有空接电话，还是算了。
放下电话时她才从母亲复杂神色上察觉到自己满面的笑容。那笑容灿烂，可谓是多年未见，难怪母亲会盯着她看。
“妈妈……”
母亲又转回去不看她了。
她其实一直怀疑母亲对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有所察觉，但不能确定。有时候自己回想，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就像是当初躲避汤玉玮的真实身份时那种心态的反复，希望而不敢，躲避而煎熬。但这是母亲，不是洪水猛兽啊。
她走过去坐在母亲身边，“妈妈，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