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别人说她是电影记者，她愿意，她也写那些花边新闻，为生计，也为了在泱泱花边新闻里写一些能看的、不那么下流的东西，但说到底，如果将重重身份剥去，她愿意说自己是一个摄影记者、自由记者。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
她抬起眼，瞟了对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说得眉飞色舞，她看也不看，依旧写自己的。对方说了一阵自己如何进入放映间、与谁有关系、如何看到了放电影的全过程等等，发现她不理会，眼神就瞟到稿纸上，“你在写什么，又有什么新鲜花样了？”说着就要伸手夺过稿纸来看。
那干净修长的手指刚伸进稿纸里就被她打了一下，不响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说话，单用铅笔指着他的眉心，对方立刻结了帐，讪讪而去。
门开了又关，咖啡馆里又恢复宁静，众人的聊天再度变成低沉的嗡嗡声。刚才压在告知稿纸底下的字条，已经被带走了。
这办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没有碍着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从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演下去，当时怎么认识，后来怎么重逢，欢喜冤家，诸如此类。反正只要他缠着她，有的是办法把纸条从她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他还说，大不了我们甚至可以演到假恋爱，假结婚。
她真心实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梦。
她是一个刚刚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还在纽约从事过一段新闻工作，差一点儿就要成为AP的记者，这都没错；她回来才半年就以特别能跑新闻、特别能写稿而出名，也没错：但终归，她的本质身份，是一个军统特工。
她学新闻学了四年没错，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训练也有半年。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安良堂的师傅拜入人家门下已经四年。而她有了干这件事的想法，往长了说得有二十六年。她从小就喜欢《刺客列传》，她迷恋那些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乾坤的故事，有时候还自己扮演，从小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说她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引以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时候，总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觉得自己特别一以贯之。这种迷恋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胆子大到跑进堂口众多的纽约唐人街去闲逛，敢路见不平，敢拜人为师，敢和一众师兄争高低，师傅总说她气血太热，她笑师傅几时懂了中医。
直到她在纽约看见王小亭的那张照片{7}——残垣断壁，浑身血污的儿童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号泣——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衣服上霎时就蒸发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准备经过香港到美国来。祖籍南浔长于上海的她也没有一直把上海当作“故乡”，仿佛朦朦胧胧地，只有故国的概念。故国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当然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但要直到这张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线既已不存，她就到敌人背后去，一刀，捅在命门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朦胧迷离，梦中每个人都说着奇怪的话，唯有她自己，清醒，执着，采取与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旧金山与香港匆匆交汇后，回到上海。
然后是纸笔，相机，电影圈子，□□□□抗日媚日戏剧，一室一厅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说，你这个身份，特别好，电影戏剧的圈子里人多，口杂，套情报容易，也是你的专业。她没问往后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怎么办，也知道不能着急，也记得师傅说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话，但在她能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当外面是这样乱。她稿子基本写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烟掐了，望向窗外。选择这里接头，一是不近不远，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确喜欢这里，有经常来的事实，完全合理。她喜欢这玻璃窗外小巷尽头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齐的、天然吸引人的构图。而现在，她从这长方形的相框里也看得见收尸队，他们一天的活干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扫，那血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吓人的。□□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恐怖，可对于她而言，似乎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别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杀了”，她想的则是“自己最坏的下场比那还惨”，终结于枪口，终结于76号的监牢与某一种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于宪兵队牢房的新花样：敌人如此巨大，她却坚持得要战胜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张照片她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战胜它。
她永远记得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就像记得自己去告别师傅的时候。师傅说，我没有教会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带上了这条船。她说我不后悔。师傅说我知道你不后悔，你从来不会，我洪门子弟，能教出来一颗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满足。她笑，说功夫的确是学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够，但是救亡是够的。师傅点头，说是啊，人死不过一寸钉，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后她就上了船。好几趟船，好几趟火车，从东部到西部，在旧金山一边等待母亲，一边安排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未几母亲和妹妹来了，人到财到，还说父亲、叔伯还有哥哥都在香港，一边转移财产一边要来。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计代价。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她有的是实力。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她不喜欢。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
在如今孤岛般的上海说自己是自由记者有些可笑，但她喜欢，而且她能做到。她热爱新闻事业，也热爱摄影，最重要的是，热爱这个民族。
深切的爱是温柔无波澜的，就像深切的恨一样。
烟灰眼看要掉，她看也不看地弹进烟缸，放下笔喝一口咖啡。这时进来一个头戴报童帽、鼻梁架圆片眼镜的年轻男子，一看就是家中豪富、喜欢打扮爱出来玩的公子哥儿。他在咖啡店里左顾右盼一番，末了竟然端着咖啡坐在汤玉玮对面。
她抬头看一眼他，又把眼神收回去，“这位先生，我们认识吗？”
“不认识。”他笑着，一手端着咖啡一手捏着咖啡盘，“但不妨从今天开始认识。”
她没看他，“对不起，我很忙。”
“你是记者，对不对？”他放下咖啡，两肘放在桌上，整个人凑上去，“我记得，我在辣斐大戏院见过你。”
她抬起眼，瞟了对方一眼，“哦？”
“就是那次——”
他说得眉飞色舞，她看也不看，依旧写自己的。对方说了一阵自己如何进入放映间、与谁有关系、如何看到了放电影的全过程等等，发现她不理会，眼神就瞟到稿纸上，“你在写什么，又有什么新鲜花样了？”说着就要伸手夺过稿纸来看。
那干净修长的手指刚伸进稿纸里就被她打了一下，不响但疼，他立刻吃疼收了回去。她也不说话，单用铅笔指着他的眉心，对方立刻结了帐，讪讪而去。
门开了又关，咖啡馆里又恢复宁静，众人的聊天再度变成低沉的嗡嗡声。刚才压在告知稿纸底下的字条，已经被带走了。
这办法是她和他一起想的。没有碍着彼此的身份，甚至完全合理。而且从这一件事起，往下的事情都可以继续演下去，当时怎么认识，后来怎么重逢，欢喜冤家，诸如此类。反正只要他缠着她，有的是办法把纸条从她身上转移到他身上。
他还说，大不了我们甚至可以演到假恋爱，假结婚。
她真心实意地瞪他一眼，做你的梦。
她是一个刚刚回到上海才半年多的留学生，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还在纽约从事过一段新闻工作，差一点儿就要成为AP的记者，这都没错；她回来才半年就以特别能跑新闻、特别能写稿而出名，也没错：但终归，她的本质身份，是一个军统特工。
她学新闻学了四年没错，她在香港接受特工训练也有半年。她在纽约的唐人街认识安良堂的师傅拜入人家门下已经四年。而她有了干这件事的想法，往长了说得有二十六年。她从小就喜欢《刺客列传》，她迷恋那些凭一人之力就扭转乾坤的故事，有时候还自己扮演，从小父亲母亲还有哥哥都说她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她引以为傲。很多人回望自己小时候，总有些不堪回首，她不是，她觉得自己特别一以贯之。这种迷恋和豪爽使得她交了五湖四海的朋友，使得她胆子大到跑进堂口众多的纽约唐人街去闲逛，敢路见不平，敢拜人为师，敢和一众师兄争高低，师傅总说她气血太热，她笑师傅几时懂了中医。
直到她在纽约看见王小亭的那张照片{7}——残垣断壁，浑身血污的儿童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号泣——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衣服上霎时就蒸发了。她知道父母平安，哥哥妹妹也好，都在准备经过香港到美国来。祖籍南浔长于上海的她也没有一直把上海当作“故乡”，仿佛朦朦胧胧地，只有故国的概念。故国被人侵略、同胞被人奴役，她当然愤怒，焦躁得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好，但要直到这张照片，她才知道，她要回去。
前线既已不存，她就到敌人背后去，一刀，捅在命门上。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一场梦，朦胧迷离，梦中每个人都说着奇怪的话，唯有她自己，清醒，执着，采取与父母妹妹完全相反的路，在旧金山与香港匆匆交汇后，回到上海。
然后是纸笔，相机，电影圈子，□□□□抗日媚日戏剧，一室一厅租在枕流公寓，上峰叫德堂。上峰说，你这个身份，特别好，电影戏剧的圈子里人多，口杂，套情报容易，也是你的专业。她没问往后那么多想做的事情怎么办，也知道不能着急，也记得师傅说的那些“戒急用忍”的话，但在她能的时候，她总是忍不住要做点什么。
做点什么，当外面是这样乱。她稿子基本写完，休息一下再改，把烟掐了，望向窗外。选择这里接头，一是不近不远，二是岔路很多，三——三是她的确喜欢这里，有经常来的事实，完全合理。她喜欢这玻璃窗外小巷尽头大街的剪影，天然的、整齐的、天然吸引人的构图。而现在，她从这长方形的相框里也看得见收尸队，他们一天的活干完了，正在回家的路上。
只管收走不管打扫，那血迹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吓人的。□□对于常人来说是那么恐怖，可对于她而言，似乎还有更可怕的敌人。别人想的是“又有人被杀了”，她想的则是“自己最坏的下场比那还惨”，终结于枪口，终结于76号的监牢与某一种她不知道的酷刑，乃至于宪兵队牢房的新花样：敌人如此巨大，她却坚持得要战胜它。
每次想到王小亭的那张照片她都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她一定要战胜它。
她永远记得自己看到那张照片时的心情，就像记得自己去告别师傅的时候。师傅说，我没有教会你多少功夫，倒把你带上了这条船。她说我不后悔。师傅说我知道你不后悔，你从来不会，我洪门子弟，能教出来一颗革命救亡的心，我也很满足。她笑，说功夫的确是学不成了，天生骨架子材料不够，但是救亡是够的。师傅点头，说是啊，人死不过一寸钉，做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去吧。
然后她就上了船。好几趟船，好几趟火车，从东部到西部，在旧金山一边等待母亲，一边安排父母在美国的生活。未几母亲和妹妹来了，人到财到，还说父亲、叔伯还有哥哥都在香港，一边转移财产一边要来。那是1938年的1月，加州天气清凉甚至还有点冷，她按父母要求置办了全套产业，安排妹妹去上学，等到全家都到了，才说自己决心回去抗日。
他们不愿意，也没法不同意。后来回去的船上她看见一本书，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8}。她看了，悄悄带下船，在香港找人自己翻印了好几份，寄回去给父母。也不是明志，就是希望他们能知道。
不，她要他们知道。要更多的人知道。当年，她离开上海的时候，怀抱的正是这样的理想：要让中国人知道世界、让世界知道中国。
这话除了对家里人，她只对一个人说过，高中时的同学裴清璋。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裴清璋在哪里。回到上海也没有专门去找过，也许逃难去了也说不定。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抗日。她要抗日，不计代价。她要抗日，以一切手段。
所以她告别父母，告别哥哥和妹妹，告别纽约、洛杉矶和香港，回到上海，回到□□，回到随时都会被76号抓走、死在里面的状态里。她不怕，既不怕成为专诸豫让，也不认为自己会成为。她有的是实力。她在香港学到的一切让她相信这一点，德堂意味深长的夸赞也让她相信这一点。
你来的是时候啊，德堂说，王天木的事已经过去了，不然，你我都活不下来，肯定会被他给供出去。
她笑，说是啊，现在上海，是新的战场。
低头看一遍稿子，改了几处，再来一杯咖啡，点上一根烟，一时也不想回家去——除了还在上海看摊子、时不时总想去香港或者菲律宾躲一躲的堂哥汤玉琅之外，她在上海已经没有亲人了，朋友也多在美国，原来的老朋友老同学，基本上也去了重庆，可谓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按照德堂的指示，她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要把自己社交范围尽量地扩大。收入支出什么的虽然不是问题，自己的私房钱也大可支援革命，可是一天天的到处社交，她总觉得孤独。为了办好事，她总不能彻底暴露她是谁，展现的自己是经过了掩饰修饰矫饰、带着重重面具的自己，这样交到的朋友，只令人疲劳，这不是分担式的关系，而是充满强加的关系。她不喜欢。她怀念少女时代曾经在法租界自由玩耍的日子。啊，那些日子是那么遥远，那时候还有裴清璋。
裴清璋。
淞沪抗战时，她和裴清璋，不，她带着裴清璋和全家一道躲在自己家里。那时候竟然怎么都找不到裴清璋的父亲裴中衍，“天知道死到哪里去了！”裴清璋的母亲总是这么说。最后，还是她的父亲拜托了青帮的朋友去找到的，还是在窑子里。十年了，想想那时候的裴清璋并不快乐，她看得出来，那样子太鲜明，当初看不透的种种，现在想想也全明白了，全明白了。